在小说《偷窃未来》快结尾的时候，主人公受到一些经典的斯塔西手段的控制，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之前就已经太迟了。
这篇文章讲述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东德（民主德国）的活动家（activists）应对斯塔西线人及渗透的经历。
虽然它看起来像古代史，但民主德国草根活动家在政治上和实践中都很接近他们在今天英国的同行，尽管他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系统中。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所使用的具有攻击性的秘密监视和迷惑手段意味着，公民反抗和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明显比今天英国的草根政治活动家要少。不过东德的活动家仍然成功地发动了1989年的草根革命。
这篇文章根据对东德时期政治活跃人士的采访，主要讨论他们的经历，虽然东德社会的很多其它部门也都遭受了秘密警察的镇压。那些熟悉英国警察如何运用密探的人也许能辨别出秘密警察和民德活动家都在使用的手段。
东德的反对派和行动主义（activism）
由于东德不允许非国家组织的存在，活动家之间的联络和协调是非正式的：独立团体和网络通过时事通讯和交换宣传材料保持联系，以一种本地和地区合作、隐蔽和公开行动相混合的形式存在。
民主德国的活动家也宣传一些今天在英国的我们所熟悉的议题：反核和和平，质疑不惜代价的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模式；抵制某个非民主国和它的活动；宣传和积极从事对环境和动物的可持续开发。着重强调对平等主义和公平原则的DIY（自己动手做）文化 –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的大多数活动家在政治上自我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
东德和斯塔西
从1945年到1990年，德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 西德加入了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市场，而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民主德国）则处于苏联主导的东方阵营。斯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该国有着史上最高的秘密警察和线人的比例：到1989年为止这个比例是1比60。
斯塔西和Zersetzung
（注：Zersetzung 德语; 译为分解，腐蚀，磨损，生物降解，溶解，暗中破坏。这个词被斯塔西用来形容他们骚扰被盯人的心理攻击手段）
1953年东德人民起义之后（被苏联军队镇压），政府把系统监控和防止民众动乱的任务交给了斯塔西。起初这项任务以残酷的肉体镇压的形式进行：由警察和秘密警察负责执行监禁和躯体虐待（包括酷刑）。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民主德国对塑造一个正面的国际形象变得感兴趣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对活动家的镇压变得更加微妙。斯塔西重新定义了军事术语Zersetzung（磨损或腐蚀），以此来命名他们的骚扰手段：目的是破坏团体的运作和个人的生活到一定程度，使得他们的行动主义变得无效，或者更好，完全停止。
Zersetzung的目的是通过使它失效来‘关闭’团体，中期目标是阻碍任何正面的媒体或公开曝光。用来关闭团体的常用方法是：
§ 在成员之间制造摩擦 – 用来煽动不和的特别有用的话题是那些关于某种哲学或政治本质，金钱和个人（性）关系的话题；
§ 妨碍和破坏活动，由一个或多个渗透者实施，他们答应做任务，却无法找到足够的时间去做它们，损失材料和设备，重复要求修改和进一步编辑材料以延缓生产，试图把群体导向比较无害的活动等等。
§ 孤立团体，把他们和其他活动家分开，例如散播关于无法接受的行为或政治观点的谣言等等。
根据团体成员的心理档案和情报选择手段：谁扮演什么角色，谁负责什么类型的工作；团体内的关系怎么样，谁和谁在一起。
线人（IM: Inoffizielle
Mitarbeiter 非正式合作者）是获取团体信息的常用方法，也被用于实施瘫痪某个团体及破坏其活动的计划。在活动家的圈子里，线人几乎从来不会是斯塔西特工或警察，而常常是团体中的既有成员，他们被施压、被说服或者被敲诈来帮助斯塔西；或者是一个适当的外人，他会尝试渗透团体并取得团体的信任（就像英国这边，民主德国大多数活动家团体欢迎新成员）。
斯塔西怎么说服人们充当线人？
§
诉诸于爱国主义
§
金钱或物质诱惑
§
敲诈
§
免于威胁起诉的提议
§
让任务听起来像激动人心的冒险
就像团体的情况，针对个人的Zersetzung的目的是通过暗中破坏他们的自信和他们对自己活动价值的信念来‘关闭’目标的功效。斯塔西并不经常关心关闭个人的方式是否是醒悟，恐惧，筋疲力尽或者精神病：所有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参与此案的斯塔西特工对于目标在行动中或行动后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处境毫不关心。
担忧线人
斯塔西并不掩饰他们利用线人的事实，实际上他们故意帮助散播有关线人的谣言。这是瘫痪个人和团体的最廉价最有效的方式。（注：使人相互猜疑）
斯塔西经常有系统地实施针对个人的Zersetzung，暗中破坏目标的生活质量（同时在社会中和在工作的地方），目的只是摧毁目标的自信。采用的手段有各种各样，例如散播诽谤性质的谣言，在工作中制造麻烦等等。传到老板耳朵里和社会圈子里的谣言和信息（例如有关难以接受的政治观点，不合适的行为，他们是线人的可能性等等）可能是根据事实，但经常是貌似有理的谎言，很难或者无法反驳。
Zersetzung的第一阶段是对所有国家持有的数据和信息的作一次评估，例如医疗记录，学校报告，警察记录，情报报告，目标居住地的搜查。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要寻找任何可以用来给目标施加压力的弱点（社会上的，情绪上的或生理上的），例如婚外情，犯罪记录，酗酒，吸毒，目标和他所在团体之间可以用来在社交上孤立目标的分歧（例如年龄，等级，衣着风格）。
之后起草一份Zersetzung策略：具体目标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利用目标的个人处境和性格特质？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下一个阶段常常是补充全面观察的隐蔽监视，这是为了让目标知道斯塔西盯上了他们，从而给目标创造一种不安全感和妄想感。手段包括询问，反复的中断和搜查，电话线路的奇怪噪音，引人注目地造访目标的工作场所，使目标的老板和同事意识到警察盯上了目标等等。
最后阶段使心理和身体的骚扰变得必不可少：移动目标家里的东西（某个早晨闹钟在5点响起而不是7点，袜子在错误的抽屉里，咖啡没了...）对自行车和车辆的破坏（例如，刺破轮胎）；如上所述散播谣言；用目标的名义预定货物等等。
家庭经常在这个阶段被用作对付活动家的筹码 – 要么是作为敲诈手段（家庭成员有时成为压迫对象，以此给活动家施加间接压力），要么是劝说（“如果你女儿继续参与这个团体，她将陷入大麻烦，你能让她意识到这点吗？她的职业面临危机…”）肢体的骚扰包括反复的拘捕，街头的肢体攻击（例如由便衣警察实施），或者目标受到的虐待和攻击也可能是由斯塔西散播的谣言引起的（例如工作场所的欺凌，邻居躲避）。
斯塔西的效果如何？
1）瘫痪个人和团体
军事化管理的斯塔西实在无法理解有多少活动家团体是在没有领导者和等级制度的条件下运作的。他们经常把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例如由授权层次差异或主导行为模式引起的）误解成真实的等级制度 – 他们会盯上那些谈论最多的或者承担任务最多的，却没意识到即使这些人被关闭，团体的其他人仍然能设法使团体运作，未必会崩溃。
团体的献身精神也经常被斯塔西低估 – 即使某个线人成功地破坏了某个团体的活动，这个团体很少会完全丧失斗志，反而会尽一切努力地达成目标。Zersetzung 手段有一种显著的控制功能，如果你正从事（或者仅仅是怀疑）斯塔西不喜欢的活动，那么压迫是惩罚你的一种方式（有点像英国警察一般使用的法外施罚：反社会行为，苛刻的保释条件，反复要求答复保释等等威胁）。
Zersetzung 造成的人身损害很难量化 – 由于被斯塔西盯上，很多民主德国活动家至今仍然患有倦怠、创伤和长期的精神健康问题：在个人的层次上斯塔西的手段可能非常有效。
2）收集和使用情报
线人并不只是被用于破坏团体活动和实现Zersetzung 计划，也被用于获取个人和团体的情报（大约160公里长的斯塔西档案在民主德国末期得以保留下来）。大多数情报用于评价关系和活动（这导致情报收集向未被盯上的个人和团体扩张），同时也作为策划Zersetzung 行动的基础。显然，线人也报告团体行动和活动的计划，但这些只有在少数严重的案例中才会起作用 – 如果明目张胆地将情报用于破坏活动，那么就会把嫌疑引向线人。
斯塔西通过监控和利用线人获得的情报很少实际用作起诉证据 – 为了正当化自身的存在（以及斯塔西官员和职工的薪水和花费），斯塔西迫切需要大量它可以处理的信息。总之，对活动家来说，这让斯塔西变得格外危险 – 斯塔西对收集情报和架设行动的依赖性使得监控、Zersetzung 和破坏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对目标造成相关人身伤害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
线人常常被找出来 – 大多数是因为准备不充分（在一次声名狼藉的会议上，几个非常显眼的人物都用相同的名字介绍自己）和碰巧（例如团体偶然发现某个线人向斯塔西传递信息的证据）。但重要的是大多数线人只在1989年后斯塔西档案公开时才被发现。
应对Zersetzung
很多人屈服于斯塔西及其它安全部门的压力，常常是因为精神健康困境（由压力导致）或者经历了一个通常被称为‘内部迁移’的过程：放弃政治和社会信仰，选择阻力最少的路径并停止对抗活动。
另一方面抵抗Zersetzung的行为也非常普遍，活动家找到方法保持健康和活跃。当东德的活动家今天谈起关于他们如何设法继续他们的行动主义时，相同的观点一次又一次被提起，这些观点总结如下。
来自朋友和其他活动家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 一个对政治和管制局面有着某种相同看法的亲密朋友的圈子，可能是对付斯塔西的最有效的方式。有了这样的朋友，活动家就能公开讨论恐惧、怀疑和需求 – 他们可以商讨应对压力的办法。他们花时间和这些朋友做一些与行动主义无关的活动，有利于在团体中建立信任。这让活动家明白如果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既能信任他们的朋友，也能被他们的朋友所信任；如果活动家需要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朋友就会在那里。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会制定一些计划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局面 – 例如，万一受到逮捕甚至监禁，谁会照顾孩子，或者如果有人被跟踪需要脱身，谁能提供一个‘安全房’。
在更广的层次上，团体之间的团结是他们生存和自由保持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和全国范围内其它团体有着很强纽带的团体一般遭受较少镇压。在后来的几年里，特别是在东柏林，即使当镇压发生了，广泛的团结行动和齐心协力能取得宣传效果，这使得问题能得到快速解决（被逮捕或监禁的个人得到释放，团体的工作获准重启等等）。在另一方面，那些与其它团体联系不多的团体（常常是那些在小镇上和乡村地区的，在那里他们可能是唯一的活跃团体）对斯塔西来说是小菜一碟 – 有时整个地区被‘清除’了草根行动主义。
团体公开讨论受到斯塔西监控和干涉的可能性。团体会着眼于探讨他们可能受到的压迫手段（当前以及未来），想出应对方法。难点不是迷失在妄想中（尤其是因为当前团体中很可能已存在着一个线人！），也不是对各种可能的天真和无知，而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找到一个明智措施的有用折中点，与此同时不让团体陷入斯塔西大量安全手段的困境，这些手段只是妨碍团体的工作。
关于商讨斯塔西的威胁层次以及如何应对，其中一部分就是考虑团队的运作方式以及团队对新来者的开放程度。人们很容易想到以最秘密的方式准备和实施行动是对付像斯塔西这样的对手的最好防御，但我们所知道的在民主德国隐蔽运作的团体都受到了残忍的Zersetzung措施的管制，而那些公开运作的团体虽然常常‘只’受到监视和线人破坏的管制，却仍然能较大或较小程度地进行他们的活动。当公开团体受到极大程度的压迫时，他们处在一个动员其它团体支持和吸引西德媒体注意力的好位置。（尽管很难下结论 – 通常只有那些来自于公开团体的人愿意谈论他们的经历，而任何生存下来的隐蔽团体根据定义很难找出来。）公开运作并不排除有时秘密运作的需要，特别是当计划一项行动或者应对敏感问题时，将会采取措施避开监视。
如果某团体认定某人可能为线人，他们可能决定一开始不采取任何行动。即时的反应会是先评定是否有怀疑的价值，而不是散播谣言。应对这种情况的常见方法是让一些受信任的人谨慎地调查怀疑对象。他们会核对怀疑对象的背景（有没有家庭成员？他们存在吗？团体里的人和他们说过话吗？团体外的朋友关系怎么样？嫌疑人是否真的在他们所说的地方工作？他们熟悉他们所说的家乡小镇吗？等等）。这对用假身份渗透进团体的斯塔西线人很管用，但如果线人是一个被策反的‘真实’人物就无法澄清真相。
通过记录某个嫌疑人的行为模式和举动，团体可能认为他们正在发掘斯塔西介入的证据，但同样的，他们也可能正在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发现线人向操作的特工报告会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如果某人的过失只是丢失材料和没花时间去完成预定任务，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线人或破坏者 – 不管发生得多么有规律！换句话说，当团体认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个线人时，需要极其谨慎 – 发动一次针对无辜者的政治清洗太简单了，这很容易瘫痪团体和个人，正中斯塔西的下怀。
总结
分析斯塔西所用的手法很容易迷失方向，你越是深入研究它，它就变得越吓人。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得评估中，草根反对派运动对1989年秋季发动的革命贡献最大 – 尽管几十年来他们所面对的压迫和监视的程度让人感到恐怖。很简单，斯塔西未能预测那年的事件，一旦革命开始，他们的Zersetzung 手段就不起作用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